说到伊朗导演，大家能说出名字的估计没几位。 但有一位，肯定都有印象。 敢怼特朗普，拒领奥斯卡的阿斯哈·法哈蒂。 2017年，他的《推销员》获得第8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 然而，因为不满特朗普颁布的“穆斯林禁令”，他拒领这座小金人。 他 ...
说到伊朗导演，大家能说出名字的估计没几位。
但有一位，肯定都有印象。
敢怼特朗普，拒领奥斯卡的阿斯哈·法哈蒂。
2017年，他的《推销员》获得第8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
然而，因为不满特朗普颁布的“穆斯林禁令”，他拒领这座小金人。
他还公开表示即使撤销禁令，也拒绝参加颁奖典礼，以表示对所有穆斯林国家的尊重。
《推销员》是法哈蒂的第二座小金人。
今天说的这片，是让法哈蒂获得第一座小金人，堪称他最好的一部影片——
《一次别离》
A Separation
电影开始，是一对夫妻申请离婚的场景。
妻子西敏想带着女儿去国外接受更好的教育，但丈夫纳德不同意。
因为家里有患老年痴呆的父亲需要照料。
两人之间没有感情问题，也没有什么狗血的出轨套路，只是考虑女儿的教育。
西敏坚持要带女儿出国，于是两人只好选择离婚争夺抚养权。
但是，法官判定两人不能离婚，并且特梅（西敏与纳德的女儿）还得留在爸爸那里。
西敏一气之下，收拾东西回了娘家。
在离开前，西敏请了一个女佣来照顾纳德的父亲。
某一天，纳德回到家，发现女佣不在家。
而自己的父亲双手被绑在床头，身体倒在地上。
纳德很愤怒，把随后回来的女佣臭骂了一顿，还质疑她偷了钱，要把她赶出去。
女佣争辩自己没偷钱，在门口推推搡搡中，纳德用力将女佣推了出去。
这一推，就出事了。
女佣进医院了，并且，流产了。
女佣的家人就开始和纳德打官司了。
接下来的剧情充满了悬疑色彩，各种不明确的线索逐步推进。
每出现一个疑点线索，法官找到的证人都各执一词，像上演了一场《罗生门》。
每一个疑点，导演在当初都没给出清晰的镜头，要么是直接跳过，要么是通过第三视角。
即便作为观众的我们拥有上帝视角，也看不清真相。
这让剧情更加扑朔迷离。
第一个疑点，纳德到底有没有推女佣。
证人——纳德的邻居老太太。
她那天说女佣将垃圾弄到了楼梯上，女佣回答是自己头晕。
所以，女佣流产有可能是自己晕倒，而不是纳德推的。
第二个疑点，纳德是否知道女佣怀孕。
纳德否认了，女佣和她的丈夫却肯定纳德是知道的。
证人一——纳德女儿的家教老师。
家教老师说，女佣从未说过自己怀孕，只是在一次谈话中女佣的女儿说过。
但是，不能肯定纳德听到了她们的谈话。
第三个疑点，女佣是否偷了纳德家的钱。
偷钱，是纳德赶走女佣的导火索，而女佣身为**信徒，坚决否认。
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后来的推搡。
钱到底是谁拿的？可以肯定不是女佣。
影片快结束的时候，女佣的女儿跟纳德说妈妈没偷钱。
纳德很平淡地回复，“我知道，而且我跟她过不去不是因为这个”。
那为什么会这样安排？
很显然，钱只是导演的一个工具。
钱在本片中无处不在。
女佣做工，是因为丈夫欠债，她需要钱养家。
女佣被怀疑偷了钱，被纳德驱赶。
因为想要回当天的工资，女佣与纳德争吵，才被推倒。
因为女佣的丈夫急需钱还债，所以他们死咬着纳德不放。
而纳德最开始碍于大男子主义思想的自尊，不愿承认自己推了女佣，不想给钱，继而导致自己与女佣还有家庭的矛盾愈演愈烈。
导演用钱，激化纳德和女佣之间的矛盾，将伊朗的中产阶级和底层阶级的矛盾暴露得更加彻底。
有意思的是，导演在最后安排两个阶级通过宗教解决了矛盾。
本来，纳德还是决定用最实际最普遍的方式——钱，去解决两个阶层的矛盾。
结果，宗教让事情出现了反转。
纳德让女佣拿着《**》发誓，作为虔诚的宗教信徒，女佣犹豫了。
她吐露了孩子早已胎死腹中的真相。
纳德父亲去买报纸的那天，她被车撞了。
她绑着纳德父亲的那天下午，实际上是去医院检查，那时胎儿已经停止呼吸了。
影片中多次出现过宗教信仰与现实情况的对峙。
纳德怀疑女佣偷钱时，女佣对着**发誓。
在法庭上，所有人关注的是她流产的孩子，但她却极力澄清偷钱的污名。
因为**教的教义里，偷窃跟抢劫、**等都属于重罪，在过去是要被砍手的。
家庭女教师在法庭作证后，女佣丈夫找到她，用《**》起誓，保证自己的人品。
他觉得女教师为纳德说了谎，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让她拿着《**》发誓。
女教师最后反供，也是因为知道了纳德原来是知道女佣怀孕这件事的，而她也曾起誓过。
两方对峙的结果，让我们看到，在伊朗这个特殊的国家，宗教信仰是可以压倒现实的道德标准甚至法律条文的。
基于伊朗的电影审查制度，阿斯哈·法哈蒂多次表示不会轻易涉及政治。
他的作品几乎是围绕着现实展开：离婚、移民、生活的谎言等，但每一个看似琐碎的片段都指向政治批判与社会思考。
《一次别离》就是借由中产阶级的家庭困境，影射出“体制、宗教、阶级、信仰”等一系列矛盾。
2011年，该片在柏林电影节亮相，斩获金熊奖、最佳男演员银熊奖、最佳女演员银熊奖。
2012年，它相继荣获了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第69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第6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影片等多项国际奖项。
2016年8月，《一次别离》被BBC评为“21世纪最伟大的100部电影”之一。
法哈蒂知道如何巧妙避开审查，又能输出自己的观点。
影片开头，纳德与西敏离婚，其实就颇有意味。
纳德不愿意抛下的父亲，意味着伊朗传统的过去。
纳德与西敏女儿特梅，则是伊朗不明确的未来。
西敏代表着伊朗的妥协派，放弃过去，向西方文明靠拢。
而纳德是强硬派，在时局不定的现状下，他不想失去传统，也不愿放弃未来。
当西敏质问纳德，“他还认识你这个儿子吗？”
纳德说，“他不必认识我，只要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就可以了。”
他依然对未来抱有希望，期待着这个背负着沉重历史的国家重获新生。
当法官让西敏陈述带女儿出国的理由，西敏说：“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法官问：“在哪种环境”？
西敏没有回答。
没有回答，但是观众已经知道答案。
无声胜有声，这就是导演的高明之处。
当纳德和女佣闹上法庭时，有一个细节。
特梅和外婆在法庭外复习历史知识，说了一句话，“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平民百姓”。
导演指向的是伊朗现代化表象之下，始终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
片中的这两个家庭，中产阶级的纳德和底层阶级的女佣。
在法庭中，纳德身为上层人士，满怀自信，轻松地掌握着话语权。
而底层人士的女佣和她的丈夫没有任何辩驳的能力，只知道强调事实，或者激发暴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证人们和法官偏向了纳德一方。
这种阶级差异性几乎牢不可破，会一直延续到下一代。
就像纳德的女儿跟女佣的女儿轻易从好朋友成为敌对方一样。
影片结尾的处理，很引人深思。
西敏和纳德还是决定离婚，而女儿成了他们最大的牵挂。
在法官的询问下，特梅说已经决定离婚后跟着谁。
然而，每次说完那句“决定了”，特梅就又陷入沉默。
一直重复了四次，特梅始终没有说出她的答案。
导演看似安排的是一个孩子的选择，但抉择的是一个国家的方向，所以说出口才会那样艰难。
法官只得让特梅的父母暂时回避。
镜头随着纳德和西敏走出了房间，两个人隔着一面玻璃窗，距离很近，却让观众觉得很远。
女儿特梅最后会选择跟母亲出国，彻底被西化，还是像父亲一样留下，对国家未来保持期待？
导演又留下了一个不确定的答案。
法哈蒂在一次访谈中提到，
当我拍摄电影时，我会预设我的观众像编剧一样聪明，能够看出其中的复杂性。
所以，他在影片中不断留出空白，让观众自己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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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怒怼特朗普，拒领奥斯卡，这才是他最好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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